颜值时代，演员能否将提升自身修养当作职业信仰，关乎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未来。年4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演员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写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中展现了焦菊隐、欧阳山尊、蓝天野、吕中、朱旭等41位“人艺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更有吴刚、濮存昕、冯远征、杨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实录。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方琯德的女儿，从小成长在人艺的大院中，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北京人艺的人和戏。她在书中为读者展示了这些演员荧屏之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看完41位人艺人的经历，你会对“戏比天大”、“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刊发的是演员蓝天野的口述。
石头，人见人知，不稀奇。好石头不多，但也要有人喜欢。美石需要有心人去寻找，去发现，再费力扛回来，去掉污浊让它凸显本色。
蓝家的客厅里摆满了五色斑斓的石头，大大小小，高高矮矮，让人目不暇接。在众石之中坐着八十六岁的蓝天野叔叔，他面带微笑，未等我坐定就递给我那本前些天就放在这里的册页，翻到他写的这页让我看，只见天野叔叔用刚劲有力的笔墨写道:
北京人艺六十年不容易。人艺是为人民的，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戏剧人才，连人艺的孩子们都带着人艺的气息，该把这些记下来。
蓝天野为北京人艺六十周年题字(摄于年)
年6月12日，这是人艺六十周年大庆的正日子，天野叔叔这些天多忙啊，他还挤时间给我们写下这样的话语，让我感动不已。没容我多想，耳边已传来天野叔叔特有的、从胸膛发出的声音:“说吧，今儿你让我说什么?”嘿，没想到，老头还挺性急，这可和我印象中的蓝天野不一样。其实，我们虽然曾经同住一院，他们两口子和我爸、我公婆关系甚好，但与我本人交往却不多。加之天野叔叔年轻时又不爱说话，不爱说到什么份儿上呢，据说除吃饭，其他时间一点儿声儿都没有。可这没声儿的人，一出声，那共鸣“杠杠的”!
不爱说话的人让更不爱说话的人给治了。盛传，天野叔叔那个酷似他的儿子蓝苗也不爱说话。一日，家中就他父子二人，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在长久的静默后天野叔叔说话了：“我说，你出个气儿行吗?”哈哈，想到这里我就大笑，我曾问过蓝苗，他却全盘否定。现在这爷俩又特逗，不光比年轻时胖了许多，还都变得爱说话了。这不，我去别人家探访，总要坐一坐，先东拉西扯地说些别的才能进入正题，到天野叔叔这里却不用，直入正题。
“说，今儿让我说什么?”
听听，让他说什么?说什么不行呐，就怕您不说!
天野叔叔开聊了，他又一次让我感到意外，本以为今天会听到一堂生动的表演课或台词课，可是没有。天野叔叔一谈两小时，对于艺术只字不提，只谈关系，谈与我爸的相识，谈与我公婆的交往，谈他们的初识与共事，谈得更多的是往日的时光。
“先从你父亲说起。”我们的谈话开始了。
“我和狄辛跟方琯德的接触是很多的。第一次见到你父亲时北平城刚刚解放......”随着天野叔叔的娓娓而谈，我的眼前不再是一位老者，而浮现出一群二三十岁充满理想与朝气的革命青年。
“年底，我当时在华大文工二团，因为当时北平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部队急行军走到良乡停下来等待命令。北平的解放是从郊区向核心部分一步一步挺进的，解放一块进驻一块。后来石景山解放了，华大文工二团就驻扎在石景山发电厂。清华、燕京大学都解放了，城墙内没解放，为保护古都北平，人们就在城外等着。
“年1月31日宣布北平解放的当天，傍晚华大文工二团就进入了北平城。刚进城没有固定的住所，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此时从国统区穿越封锁线过来的方琯德带着妻子吴艺和女儿‘斑比’随着耿震，还有大胡子王杰五人直奔而来。那时简单，有人问他们:‘你们是演话剧的?’这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原来也听说过剧专，都是搞戏的，就(把他们)留下了。很快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套灰土布的服装，女同志是列宁装，男同志是四个兜的中山装。这四个人很快就融入到了集体的环境中，没有一点隔阂。
“我原来所在的祖国剧团，是在北平国统区做工作的，后来逐步撤离到解放区。苏民、童超去得早，我是最后走的，到解放区也就半年时间。组建了华大文工团，迎接北平解放。原以为解放北平需要几年，没想到半年时间就回来了。方琯德等人从上海辗转到北平，比较容易融合到一起。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有个别人和事也难以适应。比如除了排戏，工作之余，大家联欢时做游戏，一起围坐，分成两组比赛。主持人说要什么东西，双方纷纷抢作一团，要眼镜，取眼镜，要帽子，摘帽子。有时主持人要袜子，就脱袜子，现场可就一片混乱，哪方完成得快就胜了。这就让一些看惯了阳春白雪的人，受不了这样的‘土八路’作风。”
《民主青年进行曲》剧照(摄于年)，(左起)田冲、苏民、白山、方琯德、蓝天野、胡宗温
那时大家都很年轻，大多还没结婚，方琯德一家的特殊情况是还带着孩子。天野叔叔口中的孩子就是我姐姐斑比，后来我哥哥子哥也出生了。天野叔叔说:“那段时间斑比倒霉了，她是姐姐，那是弟弟。只要小子哥有点动静，不高兴要哭了，不分青红皂白，她就可能得挨揍。大家觉得这不行，方琯德夫妇都参加革命队伍了还重男轻女。我们就给他们提意见。”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脑子里马上想到，不知我姐我哥听到做何感想。
天野叔叔接着说:“琯徳年龄大些，与我们相差近10岁，(对他)有相对的照顾。比如去看戏或开会要排队，过马路要跑步。其他人不太习惯呀，自我感觉是搞艺术的，于是有另外一位刚来的导演就提出，我们这几个人能不能别排队喊口号了。后来组织上一想，照顾一下吧，同意了，包括琯德、耿震等人就不排队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使在北平，我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演剧二队生活、工作。当时相当于小解放区，但还穿着国民党军装，一个月给点儿钱，相当于供给制，我们对集体管理的生活很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文工团沿袭了供给制，发衣服，管饭，每月折合6斤小米的钱。后来改叫包干制，直到话剧团最后改为薪金制。那时大家有个共同的心情是：北京解放了，咱们到解放区了，全国马上就要解放啦。
“开国大典前，话剧团排练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我是主角，饰演方哲仁，田冲演贺百里，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苏民演老教授，胡宗温演教授的女儿，方琯德演一名激进的大学生，因为他有学生的经历，说实在的，演得特好。
“当时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戏，一个是《民主青年进行曲》，这个戏演了两年;另一是《红旗歌》，是华大文工三团演的。后来三团撤销了，一部分并到了我们文工二团，我们也演《红旗歌》。同时还演一些老的秧歌剧:《王大娘赶集》，宣传城市政策的《一场虚惊》，肖榴演的小歌剧《卖糖姑娘》，一个小女孩，挑着一个挑子卖糖，各种小吃。词儿我都记得(天野叔叔唱了起来)：‘挂拉枣脆又香，花生瓜子芝麻糖......’我们宣传的就是城市政策，解放军买卖公平。还有快板剧、小歌剧，凑起来的小节目演出。
“那时演出前先扭秧歌，分成两队，男的一队，女的一队，扭着秧歌打场子。那时孙维世在我们这，刚从苏联回来。搞话剧嘛，女队她打头，男队我打头。
“当时，演员队队长是田冲，副队长是苏民，我只是个小组长。我们弄了一组小节目，到天津、唐山演出。记得到唐山矿里还下井呢，井下用驴车。我导了个小戏，演出时没我事了，就回北京了。一回来就接到通知，因筹备开国大典，要来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还带一个红军歌舞团。团长是法捷耶夫，副团长西蒙诺夫，这是苏联当时最有名的作家。领导说，你参加接待组，组长是曹禺，副组长是金山，我、田冲、方琯德、耿震等人都参加了。我们就负责礼仪上的接待，真正安排演出等日程有专职的部门。举行开国大典的当天，光未然带着我和田冲、方琯德从驻地棉花胡同走着到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在下午，去的路上有号外，上面有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光未然看着号外忽然自问自答:‘怎么没有恩来同志呀?哦，周副主席是要做内阁总理大臣的。’走到天安门广场之后，光未然去了观礼台上。
“游行时，我们就在广场上，前面就是拿花的小孩，都坐着。天安门上人多，密密麻麻站在一起，游行队伍分辨不出毛主席，后来大概周总理安排了毛主席的站位，故意分散了别的领导人，中间就两人——毛泽东和朱德。大家远看一目了然。
“等游行结束了，气球一放，小孩高举鲜花往金水桥跑去，喊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先走到西边的角上，然后是东边，挥动着帽子回应‘人民万岁’。我当时挺激动，这真是伟人呀，真有领袖的气质!心里特高兴。
“当天晚上，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红军歌舞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行演出。我们接待组进去了，其实也没什么事，预备东西都有专职人员，我们主要是陪着，问问代表团还需要什么帮助。
“我心里有个估计，毛主席一定会来，判断好来时从哪个方向进来，我就在那个方向等着。果然，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总理都从这走进来，和我就一臂之隔。毛主席确实有领袖的气质。那时他已经发胖了，不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样子了。演出开始了，毛主席两边分别坐着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演出节目中间，毛主席站了起来，挎着两人的肩膀，说:‘我们感谢他。’大家热烈鼓掌。
“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在演出过程中，屋里热，主席就脱毛衣，毛衣是套头的，一下脱不下来，后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就胡噜他头发。我当时想，这肯定是他女儿李讷。前些年我见到李讷时，我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见过你。李讷回想了一下，说有这么回事。我当时觉得主席是伟人，是领袖，但是与自己孩子的关系和普通人一样。
“还有这么件事，我们在长安戏院演出，全是小节目，有《黄河大合唱》等等。文工二团的李醒，到前台去看演出，看到有个包厢没人，他就溜到楼上包厢坐着看节目，而且坐在包厢正中间。演出中间进来了一些人，包厢是可以坐下几个人的，他也没在意。一会儿有人给他递上冰激凌，那就吃吧。一扭头看见递冰激凌的是周恩来，再一扭头这边是毛泽东。好嘛，他走也不是，不走却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溜了回来，和大家一说，大家讲，你多幸运呀。可见那时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和方琯德第一次正式的合作，就是这次接待苏联文化代表团。到天坛等地临时演出，是联欢会的形式，要临时搭台。曹禺要先讲话，祝欢迎辞。定好他最后一句话，一讲完，我们就告诉乐队，马上奏乐、跳舞等等。现在想起来，当时也挺不容易的，一切都是第一次，没干过，没有经验，现在都有专门的接待机构，可中南海哪能轻易进呢!”
这段故事我知道，我曾听父亲说起过，也听田冲的女儿小惠姐姐讲到过，田冲叔叔在这次不寻常的接待中到处去借红地毯，搞出的笑话我已讲过。我还没从上边的故事中回过神儿来。
天野叔叔接着说：“欧阳山尊、田冲、耿震被派去导训班学习，表训班里有我和张瞳。张瞳是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后没设立本科时在普通科学习的，时间很短，林连昆也是普通科的，学习后分到了话剧团。现在林连昆和朱旭差不多都八十三岁了，那时朱旭、林连昆和李婉芬都是北京的中学生。朱旭有点结巴，年才十九岁，进了华大文工团，经过短期培训，我们要了7个学员，还有冯钦、赵玉昌，大部分都留下了。
“欧阳山尊经历丰富，国统区解放区都去过，效果、道具、灯光都干过，有时还演戏。到解放区后成为剧社的社长，他听过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现场讲话。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毛主席还回信了。他比赵起扬资格老，赵起扬是延安鲁艺的，是《白毛女》最早演赵大叔的。
总之，和方琯德的合作，主要是上面说的这件事。”
“年，排练《俄罗斯问题》，刁光覃、田冲都参加了。演外国戏文工团的就不合适了。此时医生给我做检查，说我有肺结核，安排去休养，所以就没参与这个戏，后来才知道是误诊。”
“年提出文艺团体专业化，两个话剧团合并组建北京人艺，两个歌剧团组成中国歌剧舞剧院，两个舞蹈团组成北京舞蹈学校，所以这些学校今年都是六十周年。在北京人艺筹备的过程中，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果戈理，孙维世要排《钦差大臣》，从我们这找了几个演员，田冲、方琯德、叶子和我。排练过程中，演市长的演员很吃力，要换人。孙维世就犹豫还有谁能演呢，听说刁光覃原先在演剧九队演过，就约好在铁狮子胡同家中见个面，试试戏，让我们几个人陪着刁光覃去。那时刁光覃可是位大演员，但照样得试角色。拿到一段长台词，到里屋略微准备，出来后演一段，当场孙维世也没说什么。回来坐在车上就对于村讲：‘回去做善后吧。’意思就是确定刁光覃演了，回去和被换下的同志好好谈谈。”
“《钦差大臣》快上演时，人艺这边还在筹备建院，因为是联合演出，宣传广告写什么名字呀，我们回去一问，是‘北京艺术剧院’。因为我们学习的对象是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没几天接到通知，又让我们赶紧告诉人家，我们的院名改了，根据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意见更改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以6月份上演的《钦差大臣》的说明书上写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公演’。我在纪念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的文章上看到过，还有戏迷珍藏着当年的《钦差大臣》说明书。”
“在《钦差大臣》中，方琯德饰演邮政局长。后来我看过苏联电影《钦差大臣》，田冲比苏联演员演得都好。田冲的演技是学不来的，是演员的天性。”
天野叔叔说的这些事，我听得那么入迷，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多么想知道父辈们的这些往事，我从中能看到他们曾经是那么纯粹，那么执着，那么无私地接受着新中国交给他们的每一项任务。“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排戏，是下厂下乡半年。不要小看这半年时光，这半年让他们了解基层，知道工人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干部如何工作。这半年进一步体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人民’二字。体验生活成为剧院的制度和习惯。从此至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始终走在这条道路上。”
天野叔叔接着回忆：“北京人艺建院后我和方琯德合作的不多，同在一个戏的机会少。比如年国庆献礼剧目《蔡文姬》《伊索》《悭吝人》，我们分别在两个组。后来分队也不在一起，分两个队，我是一队，方琯德是二队队长，苏民和狄辛是副队长。演员队也不完全固定，是根据工作需要划分的。例如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就不分队，谁合适谁演。平时为了多演出可以分成四个队。
“方琯德的《春华秋实》演得好。原来这个戏的名字叫《丁经理》，他就演丁经理。我原来不知他有那么大本事。他具有一个演员的天性，加上生活经历和知识面很广。他在《民主青年进行曲》中演学生时，已超过了学生的年龄，但是把握得非常好。”
图说：蓝天野在画上题字(摄于年)
后来，方琯德主办《人艺论坛报》，蓝天野也参加了，他拿出自己的特长—画画。这北京人艺的人啊，个个多才多艺，常说艺多不压身。天野叔叔不光演戏，他还干过化装，在祖国剧团演出时，一晚上他给三十几人化装。再拿天野叔叔画画来说吧，他曾在艺专学习绘画，与苏民叔叔十几岁就是同学，到艺专还是同学。后来他演戏了，可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师从李苦禅、许麟庐两位国画大家学画。他曾多次与人同开画展，八十五岁高龄又在中国美术馆办了第三次个人画展，实属不易，让人钦佩。也许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才使年轻时瘦弱的身体到老年后反而健壮了起来，他是现在剧院里难得的还在继续工作、身体健壮、不糊涂的老人。
看看，我这人就是这样，说着说着又岔出去了吧。拉回来，拉回年(我还不满一岁的时候)，听天野叔叔谈谈从表演干部训练班回来的情况。
“年12月至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举办了一个表演干部训练班，由苏联专家库里涅夫授课，学员都来自全国的话剧院团，人艺指派我和张瞳参加培训。由于到苏联专家那里直接学习的人极少，大家都想取真经，我们回来后，为把学习心得传授给大家，剧院为在职演员办了一个培训班，后来要求来学习的人有很多，由我来教课。我有个原则，要求学习的同志自愿参加。方琯德就来了，他资历最老，年龄最大，是那个班的班长，此外这个班还有童超、狄辛、平原、金昭、秦在平、张兴山。来学习班的还有黄宗洛，对他我得灵活掌握。苏联专家的方法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黄宗洛就不是这路子，他就是要表现，排戏时他全身挂满了小道具。演戏不能勉强，要发挥他的长处。当他碰上了焦菊隐导戏，焦菊隐的态度就是：你来吧，有什么本事就用上，然后一点点再调整。”
“北京人艺有一个统一的风格，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主张和方法也不一样。就是这些人酿成了统一的风格。我说的是‘酿成’，而不是‘勾兑’，都一个路子就没特色了。田冲和刁光覃一样吗?绝对不一样。黄宗洛很明显和大家不一样，但凑在一起就是统一
的。”
“《茶馆》中的灰大褂是由林连昆和李大千来扮演的，当时选角色时，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对比明显又有趣。待到年复排时，林连昆胖了，李大千瘦了，在台上一站显得挺滑稽。大家都知道，人艺排戏要先体验生活三个月，当年这两位演员体验生活，满北京找旧社会的侦缉队人员。解放这么多年，上哪儿找呀。最后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有些看自行车的人就是原来侦缉队的，审查后没大问题留用，看自行车。这些人做看自行车这工作合适，眼睛一扫，什么人读不懂啊，小偷无处可躲。”
“表演干部训练班结束后，人艺排《带枪的人》，戏中我演斯大林，前面还有两人，杨宝琮和田冲，两人轮流演雪特林和斯大林。那时我没事，特有兴趣演斯大林，我的样子虽没杨宝琮像，但我会化装。那天周总理来看戏时是我演的，总理说我是年轻时的斯大林。”
说到这儿，我提了个挑事的问题：“三人演一角，在别的剧院就会有矛盾。我现在一问你们，老说:好，苏民叔叔和我爸正副队长，好，没矛盾。杨青和我公公分别是前台主任和后台主任，好，没矛盾。这么多年你们又不是真空，难道就真没矛盾?有了怎么办?”我把天野叔叔挤到墙角了，看他怎么回答。可天野叔叔倒也不绕弯子。
“谁演戏多了，谁演戏少了，演员之间肯定会有意见，但一般来讲，这种情况太少了。为艺术上的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很正常，过后便不是问题。比如都说焦菊隐脾气不好，但焦菊隐对我特好，从来没有说过重话。但他对赵韫如就很严厉，排戏时两人都急了，很不愉快，但下个戏还继续用她，完全没有因为这些造成成见。艺术争论归争论，再激烈，以后该怎么合作还照样怎么合作。当然，有的导演就不行，想演我排的戏没门儿了，用人有圈子。”
“这次看北京台做人艺六十周年庆典的纪录片，里边就谈到苏民叔叔排《蔡文姬》时，徐帆为了一个观点在排练场和苏民吵了起来。进了人艺排练场这里没有什么叔叔、大导演、老前辈，也没有说不得的名演员。人艺的排练场里贴着四个大大的字：戏比天大。在这四个字下，有什么观点不能阐述?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我就欣赏这个，可在现今的演艺圈，哪能做到正常的学术讨论与批评?我这个‘批评’并非是批评本意，是对学术正常的、纯粹的讨论与评说。人艺能保持这个传统实在是太好了，说明在这里，人心还是那么干净。”
看我，又岔开了不是，拉回来，时间不早了，天野叔叔还有事儿，我们忙把话题转到我公婆身上。
“我和你公公宋垠是生活中的密友，是年认识的。宋垠从演剧六队经北平到解放区，到演剧二队就待下来了，天津演出也去了，去正定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比我们早，他是六班，我是十几班。在戏剧学院话剧团和北京人艺建院后，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部门，所以那时接触不是特别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人的表现好。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不惧政治打压，被定为‘革命的拦路虎’‘绊脚石’‘二月逆流’。”蓝天野接着讲，“当时把所有的走资派、革命对象集中起来，我是第一个受冲击的。别人总得找个理由对付一下，只有宋垠不在乎，你说你的，他拿个大扇子啪啪啪地扇风......”
“他有个用于开会时做记录、做传达的笔记本，记录用的是简写方法，例如，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写成‘毛......兵......’，特别是有一句‘毛主席......后事’，这在‘文化大革命’时不得了了，什么意思呀？诅咒革命领袖?可宋垠回答:‘对呀，就是要办后事呀，可这是会议传达，主席自己讲的话。’那时我们天天去单位接受批判，有一天宋垠没在，我们几个都议论，他会出什么事啊?几天后才听说他被单独关小黑屋了。因为他骨头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关小黑屋也要说实话。因为这样，后来我们走得很近，直到今天每年都会一起聚会。”
我听着，回想起那可怕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我看看指针，时钟走得好快，已近中午。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跳过去，跳过那些年，直接聊聊天野叔叔的离休生活吧。
“我是年离休的，特彻底。有二十年不拍戏、不演戏、不看戏。不光北京人艺的戏，所有剧团的戏都在内，因为我不干这个了。有时演些影视剧，画画，玩儿石头。包括去年让我演个戏，我也说别找我，我不想演戏。”
天野叔叔台上台下忙活了一辈子，他离休了，多么想从此按自己的想法好好享受生活。但是事与愿违，太多的人不想让他休息。比如，郑榕叔叔就想演戏。那年演《屠夫》就是他建议的，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有个坐轮椅的角色。前年纪念总理，郑榕叔叔和朱琳阿姨两人坐轮椅演了一段。天野叔叔理解他几十年的同仁们，“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们最好的年华付之东流，没演够啊!大家八九十岁了，腿脚不行了，但脑子不糊涂，心态不错，坐着轮椅还是想上台。他们一辈子离不开这里，离不开后台特有的化装品的味道，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在这里他们心里踏实。
可天野叔叔说:“我真不想演戏，即使离开舞台二十年了，也不想演，但真对人艺说‘不’字，还真说不出口。所以在去年《家》里饰演冯乐山，既然演了，就得带着浓厚兴趣全心投入。”
年6月11日，人艺院庆六十周年前一天，院领导张和平又请蓝天野和狄辛吃饭，请他出山为即将开排的新戏做艺术总监。可干了一辈子演员的蓝天野并不知道艺术总监是干什么的。张和平告诉他艺术总监就是宏观调控，就是请老前辈给把把艺术关。
是啊，一个艺术总监，是宏观调控，他可调可不调。可蓝天野出山就不是宏观的而是微观的了。比如，谈剧本的会去找他，搞设计图的也会去找他。蓝天野当过导演，学过美术，出的主意都在点上。所以说不是宏观的，是微观的，可一微观就会累。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那天还谈到剧院的建设，还有剧场东扩需要的钱可以立专项，可报预算。但对人艺他只有一个要求，今年拿出一个原创的、现实主义的、北京的新戏。张和平讲，他最为难的就是这事。张和平又说:“哦，还有，这个戏的男主角得你来演。八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你最合适。还有两个坐轮椅的角色，郑榕、朱琳愿意来演，再把朱旭找来。年轻演员很想跟你们合作呢。”
新戏《甲子园》，蓝天野作为艺术家，作为第一辈的代表人物，为了剧院的发展，再累他也说不出“不”字。
前些日子蓝天野累坏了，院庆采访一个接一个，有时一天两个，他真有些吃不消。当然，还有许多不能说“不”的原因在他心里压着。最终他答应了张和平，接下了艺术总监的职务。
在我最近多方走访人艺的前辈或平辈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人艺人对剧院的感情。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人艺会像其他单位的人提到自己单位时表现出的那般不关痛痒。人艺人不会这样，我不否认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人的自身中“本我”与“自我”这俩小人还互打呢，更何况一个大剧院，何况艺海无涯，何况人艺个个都是人尖子呢！但是，在剧院的工作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从老到少几乎都是以工作为重。
关于天野叔叔还能一直上台参加演出的原因，他说:“原来没有‘明星’这一称呼，年龄大了也不称老艺术家，北京人艺只讲主要演员。舒绣文、刁光覃、田冲、叶子、朱琳、胡宗温、方琯德、于是之，还有就是我和童超、董行佶、吕齐。那时人真是多呀，比如《茶馆》《蔡文姬》，在台上的每个演员，就算是挎刀的人都很有两下子。但是我们这些人退了，我算是幸运的。原来我身体最不好，现在变成身体最好的了，居然又能上台演戏了。我一演戏就不一样了，人们心里会认为，这是老艺术家来了。四世同堂时我就是第一代，现在这戏里的演员都是五世同堂了，我还是第一代。”听了这番话我明白了，天野叔叔演戏早已不是个人的喜好，他是代表了一代人。五世同堂站在这圣殿上，意义深远啊!
随之我又想到人艺常提的“一棵菜精神”。天野叔叔给我解释了一棵菜精神的由来。
“一棵菜”这个提法原本是京剧里的，京剧原来角儿就是角儿，上台各唱各的，别的什么都不管。后来提出，演出要像一棵菜，有叶有心。焦菊隐先生借用了这句话，把它作为人艺精神。北京人艺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的单位，包括排练厅里那大大的四个字：戏比天大。这也不是北京人艺的原创，是后来苏民老师为了教学，为学员和年轻演员归纳出了这句话。
中午12点多了，狄辛阿姨回来了，我寒暄站起，随手拉起天野叔叔，要他送我块石头。敢和天野叔叔要石头的人不多，我算一个。说了一上午，天野叔叔已有些疲倦，但逃不过我这打劫的，他一边走向他那一架子的宝贝，一边问我:“要大的，要小的?”“小的。”我心想，人不可贪，再说大的也没地儿放呀，这时天野叔叔拿起一块纯天然的玛瑙石，告诉我它产自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
我看着为我讲解石头的蓝天野叔叔，突然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把玩石头了，因为他欣赏石头兼具坚硬的质地与天然的柔美。为什么又总喜欢拿起画笔?因为他心崇自然，而非人为雕琢，他赞美天成之作。演了一辈子戏，化了一辈子装，老了，就再也不想勉强自己了。他多么想过一种悠闲自得的、不加修饰的、坦诚淡定的、什么也不用考虑、想干什么干什么的生活。
我抱着小石头和册页如获至宝地飞出蓝家。明天，我还要走进这里探访狄辛阿姨。现在拉着蓝苗吃豆花庄去喽!
天野叔叔在讲石(摄于年)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书封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我石天琢—蓝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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