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小镇时光澎湃在线

原创：许知远单读

似乎总是在一觉醒来，外部世界就改变了，我们总是难以构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长期封闭后的中国，正又赶上了全球价值观的混乱，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到我们身上。贾樟柯比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一位都更准确和勇敢地把握了这种情绪。

许知远专栏的第5篇文章《小镇青年贾樟柯》，在这篇12年前写就的文章中，许知远带我们重新发现贾樟柯。

VOL.05/JANUARY3,

小镇青年贾樟柯

一

宁竟同对于那段闲散的时光记忆犹新。作为赵树理文学院作家班的一名学员，他对自己的文学道路憧憬不已，他已经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使用的是“西波”这一笔名。这是年春天的太原市，在每个傍晚，他和他的年龄各异的同学们从食堂散步回招待所，他们无所事事，也无所不谈。他记得那个“腼腆、羞涩”的小个子同学，总是穿着大头皮鞋和一件宽大的牛仔裤，似乎“总善于让自己带有艺术家气质”，这个同学也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太阳挂在树杈上》，技巧明显稚嫩。

宁竟同坐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每位十八元的自助火锅店里，回忆起十六年前的太原时光。他穿着一件有点皱巴巴的白衬衫，将打了一个生鸡蛋的啤酒一饮而尽，在我们之间，隔着一桌子看起来不那么新鲜的羊肉、白菜与土豆片，那台布满油腻腻灰尘的立式空调发出的噪音一直没有减弱过。我们的谈话进行得比预料的更愉快，尤其预先设定的主题——那个“腼腆、羞涩”的小伙子——转变为文学理想和命运安排时，气氛更热烈起来。

宁竟同如今是一名不太成功的编剧、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住在火锅店附近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他在不同的剧组间游荡，在自己无法左右的剧情上删来改去，等待有朝一日成为著名的编剧，以使家庭的生活更为稳固。

过去十六年的生活颠簸不平，造化弄人。他原本清晰可见的作家梦在年夏天时遭遇了意外的打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他回到了少年时代流浪在山东、山西时的老本行，成了一名装修工人。在装修了很多太原的人家之后，他在年前后来到了北京。他的文学梦看来已经破灭，年代的社会气息与年代已完全不同，文学不再是时代中心，那些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一篇小说就名满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在意外地摆脱那个装修工人的生活后，他开始为一家个体出版商工作。这些风起云涌的个体出版商，是年开始的全民经商热潮的一部分，一些昔日的诗人与小说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既为了摆脱物质的困顿，也期待或许可以满足自己的梦想——出版自己喜欢的书。宁竟同为之工作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是简宁，在年代他是一名热情洋溢的诗人，以性格豪爽和具有理论素养著称。他和他的朋友作家莫言共同创办这家出版机构的目的很单纯——“出版朋友的诗歌与小说”。

宁竟同的第一项工作是为《贾樟柯电影》丛书做编辑。于是，在年的夏天，宁竟同再次见到了赵树理文学院的那个小个子同学，十三年前稚气的文艺青年，如今是中国最著名的青年导演，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宁竟同吃惊地发现，后者已变得如此成熟、自信，在坐满了年长的哲学教授、诗人与艺术家的饭桌上，刚过三十岁的贾樟柯毫不羞涩地发表对于政治、社会与艺术的看法。

▲贾樟柯，年生于山西汾阳，中国导演、编剧，执导《小武》、《三峡好人》、《江湖儿女》等影片。

我和宁竟同的火锅席间的谈话，是以一篇他在十年前写的关于命运的小说结束的，尽管我们四周坐了赤裸上身、被啤酒弄得面红耳赤、情绪激动的大汉，但我还是被拽入了小说浓重的宿命色彩中。

宁竟同是我在年夏天一连串采访中的一个，我想写一篇贾樟柯的文章，他们是他的童年玩伴、同学、合作伙伴。但是，在每一次接触后，我的头脑中总是闪现出博尔赫斯那篇小说的名字《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人生的某些横截面，他们似乎都站在同一个起点，在短暂的相伴之后，他们的轨道变得如此不同，一些人继续向前，大多数人则被甩出了轨道。在他们身后，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的激烈转变，我们昨天还信奉的铁律，到今天就一钱不值，人们在颤动之中，拼命却经常徒劳地抓住他们认定是确实的东西。

二

我对于贾樟柯所知甚少，大约是七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读到他的同学顾铮回忆他们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文章，忘记了细节，却被其中弥漫的年轻人倔强的努力的情绪深深打动。在一位昔日同事的家里，我断断续续看了《站台》，我感受到其中的情绪，却没有得到期待的打动。我猜这多少与我对所谓的新生代导演的排斥有关，在年代兴起的年轻电影导演中，他们的姿态感过分鲜明，他们借鉴了太多所谓的前卫元素，拍摄的主题则不是摇滚青年就是同性恋—他们总处于边缘，他们为了反叛而反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贾樟柯与这一潮流有什么区别。我成长在一个过分迷恋文字的传统里，对于镜头到底能表达什么充满着不信任。

这也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从乡村到军队大院，那是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我的路径是书本上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式的，甚至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读书、进入名校、一心要成为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每一个阶段的过渡都是过分平稳的，没有暂时的卡壳，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游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全球时代，我和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我们分享同样的人类文明，并将共同创造新的奇迹。那时，我很少受到身份认同所困，这反应在我的写作和谈话中，我毫无障碍地引用了埃德蒙伯克或是伯特兰罗素的字句，相信我在精神上正和他们是同代人。这给予了我知识上的庞杂结构，却也令我经常陷入一种无根基所带来的虚幻之中。我是在书本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每当脱离书本时，现实给我带来的总是困惑与不安。我了解罗素在年所描绘的中国人，但这与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伯克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这能帮助我看清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随着年龄日增，我对自己日渐不满，我经过了训练，掌握了技巧，却不知道该表达什么，什么是我写作的母题？即使我再熟练地谈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历史与思想，看起来，我也不过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注脚。我渴望自己的独特声音，我想知道什么才是我内心的真正源泉，能够驱动我一直向前。

人的思想成长总是充斥着被打断，并以意外的方式重新组合。在我的头脑充满不安时，在奈保尔、林语堂之后，贾樟柯出人意料地闯了进来。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狭小的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一生纠缠在他对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辽阔与复杂的渴望之中，这种渴望又经常被现实的混乱与丑陋所震惊。而出生于福建传教士家庭的林语堂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之后，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探索之旅。他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追寻的故事，最终发现，他们与国家甜蜜或紧张的关系，是他们的情感与创造力的源泉。

但是，我不能假装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多么亲近，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作品，并延伸阅读了钱穆，甚至前往了他的家乡无锡的七房桥，钱穆将之美化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或许林语堂和钱穆描绘的中国，都是真实的，但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它的确不再和我有那么清晰的关联。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既生机勃勃又粗鄙不堪的中国，似乎才是真实的中国。但长期以来我对它采取了漠视态度，我不相信它因为长期挣扎在物质与思想的匮乏边缘，而会有什么特别的闪光，值得我去研究与沉思。在漫长的智力成熟期，我总是期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那是年代的伯克利，年代的巴黎，年之前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干脆是巴纳耶夫所回忆的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那都是人类情感与智性的青春时代，年轻人通过音乐、绘画、小说、政治、诗歌、建筑甚至暴力探索一个新世界，他们拥有想象力和勃勃雄心。

总而言之，我生活在一个借来的时空里，认定那样的情感与智力生活，才是值得吸收与挥霍的。但借来的时空或许充满新鲜和振奋人心，却似乎注定像人造阳光一样，难以制造真正的光合作用。

三

像很多人一样，我是因为贾樟柯迅速获取的罕见声誉对他产生好奇。自年的《小武》以来，他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他出生于年，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

▲电影《小武》剧照

但更进一步的了解的欲望，却不是通过他的电影，而是来自他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年初，我们被相互介绍给对方，却只是握了手，好像什么也没有说。第二次则是在上海，在酒店的柜台前，我们一起等待登记入住，他和我的同事小晏随意地聊天，诚恳而真实。再然后，我们邀请他为杂志写文章，他的语言比编辑们估计的要有魅力得多，他像一个作家在写作，却比大多数作家要诚实。在东四环的一间餐厅里，我还发现他拥有谈话的天赋。那天，他刚刚从重庆市的奉节县城归来，他的新电影《三峡好人》是在那里展开的。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仍处于转型之中，我觉得转型已经完成。”我对于他的这一句记忆犹新，他谈到了刚刚的拍片经历，他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赶上拆迁分房子的末班车，住在桥洞下，就像家乡煤矿已被既得利益者垄断，它们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束，资源的分配已成定局。他谈到了一心想推销一切的少年，记得奉节人不是问“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讨什么活路”，在为基本生活所困的奉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生命力。

他说对于中国迅速的变迁而言，他的“摄影机镜头记录得实在太慢了”。他回忆起十年的电影生涯，并按照它们所试图捕捉的时代情绪，而排列在一起。《站台》，它讲述从年到年代，一个县城里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小武》，它讲述在年代后期，社会变革波及基层社会之后，一个人面对身份重新定位时的一个矛盾。第三部是《任逍遥》，它讲的是一个依赖能源生存、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的生存状态。到《世界》的时候，把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充满了复制的世界公园，它就像是今天的中国，它是一个由赝品构造的埃菲尔铁塔、金字塔、银座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行走、交谈与相恋……

尽管他说自己已没有昔日的因对于未来的憧憬而伴随的激情，但是他的谈话仍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的语音平稳，节奏不缓慢也不急迫，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从不放弃的个人角度，他总是在谈论他自己正在思考的、想象的，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质疑，不管它是否拥有成熟的结论，或者是否拥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他真挚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困惑。

没什么比他在思考上所展现出的真诚更动人的了。他充满热情地去探讨，在旧价值观迅速被颠覆和抽空，而新的元素则相互扭曲地拥挤进入时，人们头脑中与内心中既空洞又杂乱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另一个中国的故事，它不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不在新建的高楼大厦里、宽阔的公路上，也无关庞大的市场里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而是人们在这个价值失衡的社会里的内心焦灼。

我被他的谈话深深触动了。我突然惊异地发现，尽管面对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一心要生活在一个更波澜壮阔的年代，但是却对身边的深远变化视而不见：几亿人从乡村搬入城市；昨天还生动有力的思想到今天已变得僵化不堪；先前所有人都谈论政治，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金钱；昨天人们还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美国人、欧洲人这样生活，今天已身在东京、巴黎和纽约；一些人突然变得无比富有，而另一些人则沦为赤贫，财富在增加，不平等似乎增加得更快……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做出应对的？他们外表看起来千篇一律，内心却可能起伏跌宕。一个个个体的故事，或许没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义与诗意的场景，却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人的希望与尊严……

四

我找来贾樟柯的电影、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和与他相识的人交谈，甚至专门前往了他在镜头下拍摄了很多遍的汾阳县城。

这种最初对于一个青年导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为对一代人的兴趣。这一代人与我年龄相仿，却从属于不同的空间，他们不属于我熟悉的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图书馆与互联网所构成的城市知识青年的世界，而是一种“混合了压抑和梦想”、“发展的冲动和失落的恐惧”的小镇经验。支持他们不断向前或者后退的力量，不是外省青年的野心，而是与生存现状的搏斗，他们要在不断变化的潮流中，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记得在汾阳的奇特经历。这座小城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发动机声，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们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与噪音相伴随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小武》在年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此刻，汾阳的国有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山西省汾阳市，始建于春秋初期。

九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分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和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五年中，能源的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一位本地人既感慨了财富的到来也感慨了污染的严重，“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过去的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一些时候是幸运的，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

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我在等待安群雁的到来。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和流行歌曲占据着。安群雁是一个有着十四年婚龄的丈夫，十三岁孩子的父亲，建设银行汾阳市宏达储蓄所的所长，住一套一百零五平方米的房子，对于每个月两千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勒进皮带里，而是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他握手有力，笑容灿烂，像是多年未见的邻家憨厚大哥。在《小武》中，他扮演一位药房老板。

他谈起来他们小时共同玩耍的经历。他们午后在电线杆下听《杨家将》的评书，他将此生唯一参演的电影称作“社会思考片”，因为他身边的人很长时间都不相信“这也是一部电影”，因为它看起来就和“每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这也是最初观看《小武》的人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在那个时候，”贾樟柯后来对我说，“好像电影必须是演戏，一个县长早晨起床，喝橙汁、往面包上涂黄油。”

比起安群雁对于参与这部获奖无数的电影的兴奋，郝鸿健则显得冷静得近乎冷漠。他们两个都是贾樟柯整个少年时期的玩伴，在一起奔跑打闹的日子里，他们称自己是“三剑客”。郝鸿建黝黑、瘦弱，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他现在是一个派出所的指导员。在回忆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本地暴发户的《小武》时，他出人意料地说“一点都不真实，《小武》是闹着玩的”，仿佛他毫不在意过往的经历。他坐了一会就离去了，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和安群雁都是在贾樟柯考入电影学院的年结的婚，孩子都超过了十岁。

在整个山西的行程中，丁三都是我的同行者，我们在不知名的小巷里闲逛，那些破旧的砖墙、午后的静谧，是小城少见的诗意的角落与时刻，我们路过了电影院与发廊，这里的录像厅在二十年前一部接一部地播放着《英雄本色》、《喋血双雄》之类的武打电影，传出了从邓丽君到罗大佑的歌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丁三的本名是林晓寒，年出生于福建沿海的一个小乡村，他说他的家乡以“儒家礼教”和“生存条件恶劣”著称。他是个叛逆的孩子，熟读《史记》与陶渊明，最爱Beyond的那句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他没有上过大学，在福建省的图书馆阅读中国典籍与马克思政论文章进行自我教育。在年代初期，他像很多外省的文艺青年一样，在人民大学周围游荡，和人谈论政治，寻觅漂亮的姑娘。后来，他做了四年生意，取得过短暂成功并最终惨败，最终回到他最擅长的写作领域。我是通过他的第一本书《蓝衣社碎片》认识他的。这本描绘了一群试图拯救民族却最终变成特务组织的年轻人的光荣与悲剧的作品，像是他的个人情怀与雄心的流露。在很多时刻，他让我想起了胡宗南、戴笠的年轻时代，他们来自国家的边缘地区，却向往荣耀的中心，他们拥有才华与情怀，却缺乏顺畅的表达途径。

尽管，他度过少年岁月的福州与汾阳截然不同，但是他却对于时代潮流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体会尤深。我们都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叠加与压缩式的体验中成长的，我们既匮乏，又丰富，在貌似多元的选择之下，是选择的单一化的程度在加剧。我们的父辈或许有着更险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但是意识形态给予了他们一种面对世界的稳定感。但是，自我们一出生，就是这些稳固消退与动摇的时刻，它真像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感慨：“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像所有世代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但我们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前现代与后现代被轻易地被嫁接在一起，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息息共存，新技术与古老习俗并不排斥……

我们是商人，是公务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建筑工地上的木匠，田里的农民，流水线上的工人，街头小贩……但是我们分享了至少一种同样的感受——迷惘，似乎总是在一觉醒来，外部世界就改变了，我们总是难以构建一个明确的价值观。长期封闭后的中国，正又赶上了全球价值观的混乱，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到我们身上。

贾樟柯比我们这一代人中任何一位都更准确和勇敢地把握了这种情绪。在观看他的电影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斯泰因对海明威所说的那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在汾阳大排档里的小武的迷惘，与在巴黎酒馆里的海明威的迷惘，它们都是迷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贾樟柯形容他成长的感受：“北京是放大的汾阳，而巴黎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北京。”岁月很容易令人忘却最初实验者的勇敢，如今我们习惯了青年导演用纪录片式的手法拍摄中国，但倘若没有《小武》的尝试，谁会真的想到我们司空见惯的广告牌林立的街头、荒凉的车站和我们身边沉闷的朋友，会成为电影的主题？那些无序和迷惘，也理应被忠实地表现出来。

五

“他总是想把剧本写成本溪的王家卫。”顾铮如今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他这样谈起班里的一个学生，后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我是在一个下午，在中戏旁南锣鼓巷里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他，三十一岁的他看起来仍像个羞涩的少年，书卷气十足，喝加了冰的可乐。在北京电影院时，他是贾樟柯的同班同学，在最初的几部电影里，他一直是副导演。在那篇有着青春特有的动人的文章《让我们一起拍部电影吧》里，他回忆起“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立的过程。

在一个星期三的夜晚，他和贾樟柯与王宏伟在观看了两部印象早已模糊的电影之后，感到异常的愤怒。这是积郁了很久的情绪，几年前他们还为陈凯歌的《黄土地》而心醉不已，但如今陈凯歌与张艺谋制造的异国风情与绚丽多姿已成为套路，主要的导演都加入了仿效的行列，其中充满了虚伪和矫情。借着几瓶啤酒，他们三个人在宿舍楼的防火梯上谈了一夜，情绪莫名地亢奋，他记得贾樟柯的谈话里多了很多山西腔，不停地在说：“不能让这帮人瞎搞了，咱得弄点儿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点实在的东西。”而王宏伟则干脆摔了一个啤酒瓶：“不管，就是要拍。”这个夜晚的冲动，后来成了中国文化史上难以忽略的一笔。

和王宏伟一样，顾峥不愿意回忆过去。一方面，它已经被回忆得够多了，伴随着贾樟柯声誉的攀升，昔日年轻人的举动被赋予了过多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在亲密的合作之后，他们的轨迹早已不同。除去教书，顾峥也会给电视剧写剧本。他的学生偶尔会问起他《小山回家》、《小武》的拍摄，不过他发现，他们不是真的对此感兴趣，而是因为“贾樟柯已变得很有名”。

他相信贾樟柯有柏拉图所说的“政治家”式的能力，政治人物可以“通过编造情节影响普通人”，而贾樟柯则善于“编造情节使他的电影富有历史意义”。他在第一次看到《小武》的剧本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尽管他来自大城市上海，拥有一个从小就给他《切格瓦拉传》、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的哥哥，但他还是轻易地嗅到了小镇青年的故事：“突然之间，一个人的外部世界全部变了……我们都有过类似的感受。”

在北京现代城的电影院里，我见到了王宏伟。他是那个电影里总也找不准节奏的小武，据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总是慢半拍。他来自安阳，那个比汾阳大一些却在形态上差不多的城市。那天，他穿着肥大的短裤，脸上总挂着无精打采的神情。他说他“不善于总结别人，更不善于总结自己”。他正忙于自己的一个新纪录片，讲述一个收割队的生活，几百辆收割机浩浩荡荡从山东开到河南，他在讲起这个场景时，眼睛里流露出少见的光芒。

他不久前从奉节归来，在《三峡好人》里，他客串一个角色。但很显然，他真正期待的是拍出自己的片子，就像他说的“你不能期待别人会怎样，你应该期待自己”。

作为昔日的同学和长期的合作者，他们都相信贾樟柯还有一种过人的能力，他总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手中拥有什么样的工具，并如何使这些工具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赵涛是这一连串访问的最后一位。她甚至比屏幕上更朴素。安群雁是贾樟柯的童年伙伴，宁竟同目睹了贾樟柯前途茫茫时的文艺青年时期的片段，顾峥与王宏伟和贾樟柯一起尝试了电影的新形态，而赵涛则是贾樟柯日渐成熟的电影探索的合作伙伴，从《站台》到《世界》到刚刚结束的《三峡好人》，她一直是女主角。

在那个有点闷热的下午，她喝着柠檬茶给我讲述了她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我丝毫不记得她怎样看待贾樟柯，却记得她描绘的奉节的生动景象。她说菜市场旁的石板路上，常年流着污水，特别臭，但是一旁就有人吃饭，在卖猪肉的摊位，因为地方太热了嘛，又没有冰柜，猪肉就在案子上摆着，下面就是土路，大车走来走去，猪肉上趴满了苍蝇，然后来了个人买猪肉，卖猪肉的人叼根烟过去，“啪”那么拿起猪肉一扔，“轰”那些苍蝇就飞了……

▲赵涛，中国女演员，贾樟柯的妻子。

一直到去年，她还是太原一所舞蹈学校的老师。七年前，还是学生的她曾和昔日的一些同学，前往深圳世界公园做专业的舞蹈演员，她们的生活就和《世界》中一模一样。她记得当时在世界公园旁边有一条街，老师警告她们那条街全是毒贩和妓女，禁止她们过去……七年了，赵涛当年的一些同学还在那儿，她们早已发现那条街其实一点也不危险，但是她们的确已不想、或者不知道脱离持续了七年的生活，在那里跳着和七年前一样的舞蹈，而此刻，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巴黎去看真正的埃菲尔铁塔。赵涛还手舞足蹈地谈起了几天后就要在太原举办的班级聚会。

而我的头脑里一直闪现着深圳的世界公园和太原即将举办的那个小小的班级聚会的景象，这其中该蕴涵着多少昨日的希望和今日的失落，青春的欢乐和青春不再的无奈。我突然想起了《世界报》对于贾樟柯的一句评价，在翻译成中文后它显得拗口而生涩，却相当传神地把握住了他电影中流淌的气质，而这气质正在赵涛的生活中，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通过摄影机……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表述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六

我从未对一个同代人如此富有兴趣。我采访的方向左右摇摆，最终它既不是对于电影文本的解读，尽管电影中经常流露出的诗意让我感慨不已；它也不再是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尽管我对于他长达三年的孤独和挫折的补考时间印象深刻，他在大雪中骑车度过新年的焦灼与惶恐，是再典型不过的青年艺术家故事中最动人的章节；甚至也不是他对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尽管他充满了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洞见……

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探寻，一种对我所生活的时代，我这一代人的情绪，包括对我自己的未来方向的探寻。尽管是缓慢的，但我的确开始试着培养起我对于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兴趣，试着在一幅壮阔的社会图景中观察他们生活的细节，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伤，和那些难以言传的迷惘。

他的电影给了我一种清晰有力的鼓舞，没什么比诚实更有力的武器了，每个人、每个社会，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粗糙和平庸，都有着被你忽略的光辉。就像普鲁斯特看到夏尔丹的绘画作品：“……之前，我从没意识到在我周围，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未收拾干净的桌子上，在没有铺平的台布的一角，以及在空牡蛎壳旁的刀子上，也有着动人的美的存在。”

对我而言，我越来越承认，我头脑中杂乱的知识体系，就与中国目前混乱的价值观一样，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这一代注定在种种的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内心的困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应将这种困惑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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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小镇时光丨许知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