舀水的瓢把儿上，有一枚血指纹。
花生粒大小，纹路不清，难以辨认。
这是35年前，一起凶案现场留下的唯一线索。
年，当公安部将其呈递给崔道植鉴定时，他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这个指纹确实条件很差。”
外围轮廓处的纹线有移动，中心处的一部分纹线是空的，似乎还被水浸过，指纹颜色也不一样。
再加上间隔三十多年，证据即便保存再得当，也很难讲清这其中细微的变化，到底有多少。
显然，“很差”二字还是说轻了。
公安部也深知其中难度。在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拿着一枚疑似嫌犯的指纹，比对了好几轮。
通常，人的一个指纹有约个特征点。若其中一些特征点彼此吻合，则就会被认定为同一人。
而对于特征点的数量认定，每个国家又不大相同。在中国，只需完完全全找到8个即可。
公安部很容易就找到了6个，差就差在最后2个特征点上，没人有把握，这才请来崔道植。
提及崔道植，鲜有人知。但在公安系统内，他绝对是“高山仰止”般得存在。
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公安部首批特邀痕迹检验专家。
大神中的大神。
在粗看过血指印后，崔道植只轻描淡写地留下一句“费功夫”，便一头扎进实验室。
先将指纹录入电脑，再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色彩调整、对比度处理。
渐渐的，原先那些隐匿在模糊地带的纹路开始显现出来。
之后便是特征点测量、特征点重叠量化、比较技术的处理，如此反复，枯燥且费神。
崔道植不放过任何缺失的区域，小小的指纹在他眼中变成了辽阔的疆域，而他化作一个手执探雷器的工兵，一寸一寸向前推进。
加之多年积累的经验，能够让他快速锁定可疑区域，也能巧妙避开陷阱。
历经九天九夜，最难以定夺的2个特征点也终于找到。
第十天，崔道植送来定案铁证——八个特征点一一对应。
至此，一桩困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35年的悬案，终于破获。
死者得以瞑目，亲人得以慰藉，犯人得以绳法。
沉冤昭雪。这一年，崔道植86岁。
自年退休以来，公安部刑侦局、黑龙江省公安厅每年都会多次请他奔赴一线。
崔道植退而不休。
从警60余年，经手超件物证，无一错案。
正如他所言，“每破一个案子，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一回。”
而他的名字，也早已刻进一起起国字号案件和数不清的疑难案件中。
要了解崔道植，就要从了解这些案件开始。
弹雨寻凶
年8月，正值夏末。
哈尔滨一幢民居内，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老崔，你可能知道北京发生好几起犯罪分子袭击武警战士哨兵抢枪，现在新疆也发生三起了！”
电话那头，是公安部张副部长。
年4月，北京市连续发生4起袭军、袭警案件，犯罪嫌疑人采用暗中潜伏、暴力偷袭的作案手法，打死打伤军警人员7名，疯狂抢夺军用枪支。
（《中国刑侦第一案》剧图）
不久，北京德胜门就发生了持枪抢劫案，凶犯使用的枪支正是同年4月被抢的军用81式自动步枪。
可当时的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壳，别无线索。
（《中国刑侦第一案》剧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曾料想，千里之外的新疆枪声乍起。一时间迷雾笼罩，人心惶恐。
电话中，张副部长急切地说明来意：
“现在的问题是根据现场留下的弹头弹壳，能不能准确的确定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枪种是什么，是同一支枪或者不是同一支枪。”
崔道植听后了然。
北京与新疆，相隔多公里。如果能证明打响的是同一支枪，就可将两地枪案做并案处理。这意味着可以节省时间，减少警力，以及最重要的，缩小嫌犯范围。
“老崔，你有把握鉴定出来吗？”电话那头的人追问。
崔道植没有立即给出答复，思考了片刻后，才回道：
“这个能够鉴别，但是有一点经验才行。”
一听这话，张副部长觉得悬着的心似乎已经落回肚子一半：
“那好，老崔你这样，马上买机票赶紧到新疆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撂下电话，63岁的崔道植立马开始收拾行囊。而到了新疆，他才深切地感受到此行之艰，任务之巨。
彼时，北京、新疆两地的专家已经分别对各地现场留下的子弹做过鉴定。
北京这边的结论认为，凶犯使用的是81式自动步枪，而新疆这边的结论则是56式自动步枪。
同弹不同枪，双方在这一点上起了争议。
通常，枪械在击发子弹的过程中，会在弹头与弹壳上留下摩擦痕迹，这些痕迹正是警方进行弹道分析、寻找枪源的关键线索。
就像没有相同指纹的两只手，也没有同样弹痕的两支枪。而发现与辨别这些微小的斑痕，则往往需要妙至毫颠、毫厘不爽。
在新疆边疆宾馆持枪抢劫案中，凶犯从抢劫到逃逸，在米的距离内，先后打响14枪，这些遗留在现场的弹壳与弹头都要与北京枪案中的弹道痕迹逐一进行比对。
对于当时的崔道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超高强度的任务，而且容不得半点偏差，任何细微痕迹鉴别的失之毫厘，都可能使整个案件的侦破缪之千里。
如此重压之下，他细细查看过四五十发子弹，然后在细乱如麻的痕迹中抽丝剥茧，鏖战三个日夜后，终于得出结论：
凶犯在新疆犯罪现场所使用的作案工具，与北京犯罪现场所使用的作案工具一致，均为81式自动步枪。
而定论的最关键一点在于，崔道植发现，只有81式自动步枪在弹壳底底面有一个抛壳挺的痕迹，那是一个堪比头发丝还细十倍的擦痕。
以弹定枪，循枪找人。
根据崔道植提供的意见，专案组调整侦破方向并在一周后锁定了嫌疑目标。
年9月5日，北京警方在石景山区将夺枪3支、打死、打伤21人、抢劫上百万元的凶犯白宝山抓获。
这一桩中国刑侦一号案、国际第三号刑侦重案，总算落下帷幕。
后来，在流窜重庆、武汉作案的“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中，崔道植的枪弹痕迹鉴定再次成为了案件能否串并侦查的关键。
而在郑州“张书海抢劫银行案”中，仅一天时间他就确定了嫌犯使用的猎枪，甚至还判断出，这只猎枪出自湖南长沙武器研究所。
弹雨寻凶，然功夫的练就，绝非朝夕之间。
与痕迹对话
崔道植第一次接触痕迹鉴定，是在67年前。
那是一根被犯罪嫌疑人剪断的电话线。
通过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纹路，崔道植断定，作案工具可能不是初步鉴定结果认为的钳子，而是剪刀。
之后的五天里，他反复用剪刀剪铅片，比对两边形成的擦痕线条是否一样，粗细、间隔、高低是否有特点。而当比对出某个一致细节时，他再放大倍数看，直至同一认定的结果越来越清晰，最终确定凶器。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项精细活儿，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耐心。
而崔道植不仅有耐心，还肯下“笨功夫”。
上世纪七十年代，哈尔滨铁路局保卫处一名民警丢失了一把手枪。此后不久，就有恶性持枪伤人事件发生，罪犯当场带枪逃逸。
情况紧急，能否确定伤人的枪与丢失的枪为同一把，变得尤为关键。
但当时那把枪仍未寻回，这就意味着无法做出样本考察对比，仅靠一枚留在现场的子弹该如何辨认？众人犯了难。
“他在丢枪之前，有没有在哪打过？”崔道植想到，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鉴定。
“打过，说是在自家菜窖。”
一听这话，崔道植立马带人去菜窖挖，很快就找到了12枚子弹，如获至宝。
在显微镜的一一比对下，他发现有9枚是出自同一把枪，余下3枚则是另外一把。而现场留下的那枚子弹，正好与9枚那一组特征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伤人的枪即为丢失的那把枪！
可这一结论，遭到了上级专家的否定。
起初，崔道植也自我怀疑：“难道是我错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他又花了16天时间，反复用武器库中一把勃朗宁手枪做实验，经过数次验证，他坚信自己一定是对的。
巧合的是，就在崔道植出具结果的第二天，嫌疑犯被抓捕归案，缴获的手枪正是丢失的那把！
后来提及这件事，老先生还笑自己：
“这样做是很笨的，是最笨的方法。”
“但必须这样做。”
认真，甚至有点固执。
也正因此，在日后与诸多悍匪的交手中，所谓的“大显神通”，不过是他一次次反复与自己较真，与痕迹较真。
为了验证一把枪的膛线与弹壳上的痕迹有何关系，他打了三千发子弹。每打一发，就要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然后拍照、记录。
为了研究猎枪的弹道理论，他又拍下了我们国家生产的所有猎枪弹壳的痕迹，以至到后来，看到猎枪的弹壳痕迹，他能够一口说出这个猎枪的产地。
枪弹如此，指纹甲屑亦是。
年，牡丹江发生了一起命案，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了一小截指甲。
彼时，DNA技术还未面世。看着甲创面有纵向的高低不等、宽窄不等几十条凸起，崔道植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这是不是和指纹一样，每个人都不同呢？
基于这样的假设，他在省警校召集了个人，每半个月剪一次指甲进行比对。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攒了满满一大木箱指甲。
在这之前，中国乃至当时世界上都没有“指甲鉴定”的相关报道，而“人类指甲同一认定”成果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刑事技术领域的一大空白。
还有“牙痕同一认定”、“痕迹图像处理系统”以及发明制作的“弹痕展平器”，都为当时我国刑侦技术的推进贡献了一大步。
于纤毫之间，求真求是，崔道植沉迷其中。
一切为了证据
如今再见崔道植，人们总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精神矍铄，活力充沛。
这个身形清瘦的老头，凡事都亲力亲为，动作流畅又迅速。说起话来，口齿清楚中气十足，办案时更是精准有力。
或许是因为崔道植的敬业精神数十年如一，人们往往忽略他已经是耄耋高龄。
事实上，自退休开始，心律不齐的毛病就一直伴随左右。他的衣兜里总要揣着救心丸，以便难受时服用。
老了便是老了，人毕竟要服从自然规律。退休后的二十多年，崔道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边工作，一边想方设法对付各种老年病的困扰。
（年轻时的崔老）
八十三岁那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长李新明邀请崔道植帮助认定一枚指纹。
以往每次找他帮忙，李明新都会很快收到回复，那天也不例外。然而在答疑解惑的过程中，李明新注意到老先生的眼睛里不断淌着眼泪，询问之下才得知，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
因为常年过度用眼，崔道植的眼睛也早早就有了毛病。
李新明一听，一股泪意涌入眼眶：“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让您看电脑呢？崔老，真对不起啊……”
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崔道植反而感到歉意：“没事的，不要多想，不要多想……”
后来在研究一起持枪杀人案时，众人难以确定是故意开枪，还是枪支走火。为了真实还原现场，年近九旬的老人二话没说，主动充当受害者。
在案发的小旅馆房间里，他就像受害女子那样趴在地上。年轻刑警不忍心，上来劝阻，崔道植却说：“你们来看，我身体瘦小，和死者差不多，挤这儿正好……”
正如他所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据。”
“经过艰苦努力，发现了一枚指纹，一个足迹……如果侦查部门再给我送来比对的样本，用这个东西破了案，真的起了作用，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么？”
在这般潜移默化得影响下，崔道植的三个儿子都活成了同一个名字：人民警察。
而妻子则活成了他。
年，老伴金玉伊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她忘掉了自己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唯独记着“崔道植”。
有件事崔道植记忆尤深。
那是一天夜晚，老伴突然从床上起来。他连忙问：“你上哪去啊？”老伴回：“我要上公安厅”
“你上公安厅干啥？”“痕迹检验”
“我搞痕迹检验，你搞什么痕迹检验？”“崔道植。”
那一刻，崔道植心中五味杂陈。
他想起老伴最爱的一首朝鲜族歌曲《没有门牌号的客栈》，歌中这样唱道：
“走啊走啊，没有定处的身影
走过来的每个足迹都被眼泪浸透
还给我青春吧，我那最美好的青春
似箭般的岁月，谁能留住它
还给我青春吧，我那最可爱最美好的青春”
这一路走来，他就仿佛那个“没有定处的身影”，在最美好的年华，把青春献给祖国刑侦事业，唯独对妻子有愧。
可若重来一次，崔道植觉的自己仍会这样。
因这背后，藏着一份难以名状的恩情。
尾声
报恩，是崔道植提及最多的两个字。
年，崔道植出生在吉林梅河口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两岁丧父，六岁失母，他自幼便没感受过天伦之情。
而后遭逢日寇侵华，童年更是历尽险恶。直到新中国成立，崔道植不再挨饿，还有书读，他深深记着共产党的好。
“尤其是进入公安机关后，我先后到中央民警干校（现中国刑警学院）、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组织上为我花费了很多精力与经费，我必须回报组织，必须知恩、感恩、报恩。”
“我没有母亲，我的母亲就是党，所以母亲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干好，不干则已，要干一定要干好，这是党、我的母亲告诉我的。”
年，87岁的老人被授予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但这枚沉甸甸的嘉奖，于崔道植而言，并不是终点。他心中早已酝酿着一个更庞大的计划——
他要把自己这60多年来积累的所有知识和经验，整理成教材课件，毫无保留地倾授给所有人。
“从唯物主义说，人的生命不是无限的，给我留的时间不多了，我想给年轻的人留一点东西，让他们做参考。”
仰望有英雄，俯视有未来。笔耕至此，唯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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